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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敬佩的同事们[图文]

从汉中传来的消息印证了我们前一天的判断,汉中是重灾区,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惨重。商定王朝宇和雷恺立即赴距西安300公里的汉中,我和刘涛在西安关注全省的情况。

王朝宇和雷恺二话没说,没有丝毫犹豫,马上收拾停当出发。决定走的时候,驾驶员王东凯还在修理厂调整车,一点不知道要出长途了。回到办公室,我通知他马上去汉中。他洗了洗黑呼呼的油手,给爱人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去汉中灾区了,也不知道几天能回来。我和留站的几位同志把三位弟兄送上车,算是给他们壮行,目送着车子走远。我心理有种悲壮的感觉,地震刚发生了十多个小时,余震还在继续,要翻越秦岭的盘山路,山上随时可能有大石头滚落,此次采访注定是一次凶险的、艰难的采访。我也感觉愧对三位弟兄和他们的家属,应该让他们前一天晚上休息好再上路。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所有的人交待。但在大灾考验面前,他们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和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叫我敬佩。

当天下午,他们在所有媒体中第一个到达了灾区现场,在中国之声发出了来自陕西灾区的第一篇连线报道,在中广网第一家发布了略阳县倒塌房室的图片,在现场发出了反映灾区干部群众状态的第一篇内参。

这确实是一次艰难、艰苦的采访。从灾区返回后,他们给我说讲述了一些情况:下午4点左右,他们到达汉中市,当即决定到汉中市灾情最严重的和四川广元毗邻的略阳县。汉中的同志反复劝他们第二天再去,因为去略阳的路况极差,但他们为了尽早发回稿件,下午5点多了执意上路。一路是地震导致山体的崩塌,公路工作人员放炮炸毁清理崩塌的巨石才能通行。他们一路走,一路拍照。赶到略阳县城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三个人草草吃了五碗面,马上去现场采访受灾群众安置情况。略阳县城95%的房屋受损,城区近八万人晚上露宿街头,十分拥挤。他们找到一块空地,整理图片,给中广网发稿,和台编辑部联系,发连线点多,在车里凑合迷糊了几个小时。14号6点多,他们用牙膏洗了脸(因走得太急,三人都没有带香皂),直奔受灾最重的徐家坪村,与县、乡、村干部群众座谈,了解灾情,震后群众的真实想法,先后发出两篇内参,和数篇网络图片新闻。

地震时,有一列拉着40拉油品的火车被砸在宝成铁路109隧道里,引发火灾,宝成铁路中断近三百个小时。这条铁路是华北、西北通向灾区的重要通道,对运送救灾物资起着决定性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们也深知这条铁路大动脉早一天通车,对灾区意味着什么。虽说109隧道在甘肃的徽县,但参加抢修的人员主要来自西安铁路局和总部在西安的中铁一局的职工,所以我们始终关注着宝成铁路的抢修进度,在广播和网络里发稿多篇。但宝成铁路的抢通难度出乎意料。到23号下午6点多,我们非常偶然地得到宝成铁路将于24日上午通车的消息,此时距通车时间已经剩十多个小时。我和甘肃站的孟永辉站长沟通,王朝宇与编辑部沟通,决定由陕西站完成此次报道任务。从西安到甘肃的徽县又要翻越秦岭。震后,公路两边山崖上的石块松动,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天已擦黑,而且这条路从来没跑过,危险性太大。我建议明天一早再赶到现场。王朝宇说不行,那边情况不摸,路也不熟,明天走怕误事,他当即决定连夜走。王朝宇、刘涛两位记者,由王东凯师傅开车,没吃晚饭,匆匆上路。又是一次悲壮的送行。他们24日凌晨3点赶到了甘肃徽县109隧道抢修现场,早上10点通车时做了连线报道,给网络发了稿件,又把当天和次日的联播、报摘稿件做好,发回编辑部。下午4点多给我打电话,说所有任务都已圆满完成,当天要返回西安。我劝他们,你们太辛苦,太累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再回吧。朝宇说,现在是特殊时期,站里事多人少,我们还是回去吧。那天晚上我也无法入睡,一直在办公室等着他们回来。25日凌晨1点多,他们终于回来了。朝宇和刘涛直奔宿舍倒头睡了,我不忍心再打扰他们。王东凯把车按规定停放进库,来到办公室,我看他脸色煞白,充满疲倦。我说,累了,早点休息吧。平时话很少、而且从来不知道喊累的王师傅说,一天半跑了1200多公里,睡了3个小时。面对这样的弟兄们,我还能用什么语言表达呢。

25日,我和任尧林、雷恺到受灾严重的宁强县采访。沿西汉高速南行。看了西汉高速的场景,就有了奔赴战场的感觉。成百的大型车辆轰鸣结队而行,悬挂着醒目的标语,路边的志愿者不停慰问过往司机。雷恺又拍又录,十分忙碌。从宁强县下了高速,距四川广元只有20多公里了。任尧林主任位着我们继续往受灾最重的阳平关镇、广坪镇、青木川镇走,后边两个镇离县城还有100多公里。这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一弯接一弯,到了半路又下起了大雨,雾气笼罩,真难为了任尧林大哥,他精力高度集中地把车驶向目的地。下午近四点半,我们正行驶间,猛然从路边小屋里冲出来个小孩,任尧林突然刹车,差点撞上。“地震了,地震了”,路边山上的石块在我们车前面滚落,电杆上的电线猛烈抖动,老百姓都冲出房屋。到了阳平关,我们才得知四川青川县发生了主震后最大的6.4级余震,我们距震中仅有20公里。通讯中断。近一个小时,我的手机先有了信号,马上接通了电话,车停在路边,雷恺在大雨中报道了刚刚发生的地震灾情。雨大,雾大,刚发生了大余震,天色已晚,我们无法赶到青木川镇了,临时商定在广坪镇休息。广坪镇满目疮痍,下午的余震又使它雪上加霜。镇政府楼成危房,随时可能垮塌。雷恺站在危楼下,第二次又与台里做了连线。雨中,我们踩着泥泞,采访了河滩边上住在帐篷里的受灾群众,到陕西省武警设在灾区的战地医院看望了刚受伤的群众。回到低矮潮湿的帐篷,雷恺克服一天的疲劳,打开电脑写稿子,整理图片。但下午的强余震过后,网络中断没有连通。发不了图片,就发文字。他拿手机与在西安的王朝宇联系上,先试图让朝宇录下音,再文字录入传回台里,但录音效果不行。恺雷又用短信发回去。到晚上11点多在中广网发了《陕西宁强广坪再遭强余震损失严重》的消息。要是放在平常,这样的稿件也许就放弃了,但在这种时候,为了一篇稿子,雷恺想尽了办法。看似简单的一篇稿件,耗费了他太多的劳动。合衣躺在帐篷里,望着眼前的危楼,听着凄惨瘆人的雨声,在应对余震随时到来的不安心境中,凑活到天亮。

这些天,同志们的心全都放在灾区,牵挂着灾区群众。支部副书记任尧林说出要给灾区捐款,奉献我们爱心时,兄弟姐妹们齐齐地聚到一起,不到半个小时,捐款2000多元。老同志捐了,年青同志也捐了,经济条件好点的捐了,生活困难的同志也捐了。包括已经退休的叶勇前在老家、身在海外的贺俊文通过当地的华人组织都向灾区捐了款。几名员还主动向组织缴纳了“特殊党费”,退休的崔正来同志向站党支部缴纳了特殊党费。

主震过去半个月了,大家整整忙碌了半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到5月26日,全站在中央台刊发抗震救灾稿161篇,其中网络134篇、内参7篇、连线次、联播、报摘录音报道4篇。国际台统计暂缺。

看着一长串题目,内心有些许的安慰。简单的数字不能说明全部,数字背后发生的事,就能看出这一篇篇稿件的来之不易,莫不是他们辛劳的结晶。

5月12日的大地震在西安有强烈震感,留给大家心里浓重的阴影。以我为例,或坐或站,时不时就能感到大地的晃动,有时感觉被证实确实有余震,有些则是心理作用。这样的恐惧心理稍有平息,但再遇一次有感余震,短暂的平息被打乱,又会勾起可怕的瞬间经历。第7天的时候,我给他们开玩笑说,那天要是压在楼里,今天该给我过头七了。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此感觉,刘涛私下和雷恺交流,震后几天,他经常腿发软,感觉大地还在抖动;朝宇笑嘻嘻地说我,记者站里头数我怕死。其实不是怕死,他告诉我他也有头晕的感觉,他常常会跑进我办公室嚷道,感到了吗?感到了吗?又震了。其实看看我为观察地震而悬挂在空中的悬挂物没有摆动,说明没震。这是地震留下的典型后遗症。这100多篇稿件就是在承受这种心理压力状态下拿出的。

震后几天内,我每天顶多能半睡半醒两、三个小时,大家全这样,尤其是陕西省地震局公布19日至21日有6至7级左右的强余震后,我把全站同志劝说到野外去睡,防地震。几个弟兄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放不开胳膊伸不展腿,我心理清楚第二天还有繁重的任务等着他们,第二天,大伙齐聚。这100多篇稿件就是在睡眠不足,没有办法休息好的状态下采回播出的。

朝宇有偏头疼的固疾,遇到休息不好,或其它什么原因刺激就会犯病。我也曾经患过这种病,疼起来脑袋都要裂开,难以忍受。这些天他可能由于看到灾区的场景过于悲伤,或休息不好,工作劳累,那天头痛开了。我到他办公室,他一声不响趴在办公桌上。我问后他才说又头疼了。我看他脸色不好,劝他赶快抓紧时间抽空休息,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他摇摇头,继续趴在那儿算是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后,又投入工作中。震前我和雷恺谈论较多是他谈对象的事,我说他年龄大了,个人问题该认真考虑,工作没有完的时候。雷恺谈了女朋友,他不说我也能看出俩人处在热恋中。但大地震打乱了生活节奏,更把他“花前月下”的浪漫剥夺。雷恺全身心投入报道中,几天里两赴灾区一线,两人只能在电话里问候平安。余震闹得最凶的那几天,我逼着雷恺把他女朋友接出来,和站里同志一块避震。我说,面临大灾,工作当然重要,但个人的事也要管一管。这100多篇稿件就是在大伙克服病痛、个人做出许多牺牲的情况下完成的。

大灾就是大考验。我亲爱的同事们的表现令我敬佩。他们没有豪言壮语,而用一个又一个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他们的人品、人格,表现出国家广播电台工作人员的高尚思想境界,和讲政治、讲大局的政治素质。事实再次证明,陕西站的弟兄们在困难的关键时刻是拉得出,靠得住、用得上、干得漂亮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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