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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干预可以高效修复重大心理创伤PTSD患者快速走向康复

之前,我们详细介绍分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主流治疗方式,包括常用的精神科药物,以及认知行为疗法(CBT)和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对PTSD的疗效。

文章里还提及,我们晴日心理的诊疗模式不是传统的、主流模式的精神科,也不是传统的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对待PTSD时,我们主要以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为主,但不是上面说的CBT和EMDR。

很多读者好奇,那你们是怎么对PTSD进行干预的呢?临床中,我们接诊的PTSD患者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患者遭受的重大创伤事件很明确,也较单一,患病时间不长,症状还不复杂,主要诊断就是PTSD。

另一类患者则是罹患PTSD已经比较久了,病情不断发展、变化,已经慢性化,而且除了重大创伤事件之外,还遭受过其它方面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这类患者除了PTSD之外,还往往有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成瘾疾病的症状,甚至可达到这些疾病诊断标准;这里面有些是PTSD继发的,有些则与其它病理性记忆有关。

还有,如果PTSD拖的时间长了,很多患者会出现人格异常。未成年人患者多见是偏执型人格改变,甚至是反社会型人格改变,仍有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成年人患者则可能达到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地步,严重缺乏自我反省,非常偏执。

当然,如果是学生患者,很多还会出现严重的学习障碍,不得不休学,甚至尝试过复学但失败。学生的要务是学习,如果学习都无法进行了,这会严重打击他们的自信,对康复非常不利。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分析患者属于哪种类型,也就是作出明确、准确、尽可能全面的诊断。因为两种类型的病情严重度、复杂度不同,具体的干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

另外,这些患者在找到我们之前,往往都已经看过很多精神科大夫,不乏北京、上海、四川等国内顶级的精神科专家,并接受过药物治疗。

如果患者还在服药,那我会建议他们保持,这有利于情绪相对稳定。等到我们的心理干预有明显效果后,再快速撤药。

如果是已经停药的,我们一般不会开具药物,除非患者的症状紧急,又或者严重失眠,我们会适当使用药物控制症状,保障患者的人身安全以及心理干预的顺利开展。

对于第一类PTSD患者,因病情相对简单,我们会直接利用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修复重大心理创伤,大幅度缓解、甚至消除相应症状。

而根据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经验,心理创伤至少可分为4个方面:强烈的负性情绪,扭曲的认知,创伤情景和画面,不适的躯体感受。

而同一个创伤往往会带来几种强烈的负性情绪,如低落、愤怒、恐惧等。每种负性情绪背后又对应有不同的扭曲认知,这都要一一处理。

所以,对于同一个创伤事件,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往往还解决不了,可能需要进行数次,才能处理得更加深入。

而每一次深度催眠后还要进行认知强化干预,在意识层面引导患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创伤带来的影响,要有意识地用积极、理性的认知去取代过去的扭曲认知。

除此之外,后续我们还要进行家庭治疗、消除学习障碍、塑造高逆商等,帮助患者更好地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并建立越挫越勇的性格。

可对于第二类PTSD患者而言,因为有很多伴发/共病的症状,心理干预过程更加复杂。

首先,如果患者有人格异常,尤其是偏执型人格改变、或者偏执型人格障碍,他们会表现得敏感多疑,固执、偏激,不容易真正相信别人。患者的家属也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更严重。

那我们就需花较长时间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可度、配合度。因为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患者一定要对催眠治疗师高度认可、配合,否则很难达到良好效果。

而家长高度相信、认可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督促和建议听进去,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孩子才能康复得更快、更好。

所以,我们一般只收治面诊时就对我们比较信任、认可的患者家庭,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前期建立信任的时间,对双方都有利,效果也更佳。

那初步取得患者、家长的高度信任和认可后,我们还要梳理那些伴发/共病症状与PTSD的关系,判断不同症状的处理顺序。

如果某些症状与重大创伤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患者目前有很大困扰,比如严重失眠、经常莫名的失落、焦虑,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先利用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技术(TPTIH)处理这些问题。

当这些症状迅速缓解、甚至消除后,患者和家长往往会非常高兴,对我们的信任度、认可度会进一步增加,患者的情绪更加平稳,也更有康复的信心。这会让后续的心理干预更加顺利。

就算是先处理PTSD症状,修复了重大心理创伤之后,我们还要对这类患者的伴发/共病症状进行处理,包括学习、家庭冲突等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创伤修复的长期效果会明显受到影响。

比如家庭矛盾,如果父母不能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继续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孩子的情绪剧烈波动时,出现灾难化思维,重大创伤已经被修复的效果就很容易被孩子否定,导致病情的波动。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算是上面说的第一类PTSD患者,就是病情比较单一的那种,我们临床实践发现,他们遭受的心理创伤也不是单一的。

因为重大创伤事件发生后,患者还要面对随之带来的现实压力,比如跟父母倾诉时父母不理解,甚至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维权的时候不顺利;遭到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嘲笑排挤;因为PTSD的症状而无法上学……这些后续的事情都会带来新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还有,重大创伤事件很多人都遇到过,但为什么有的人慢慢缓过来了,有的人却得了PTSD?这与患者的性格特点、抗压能力有关。

而所谓的性格内向胆小、抗压能力弱,这背后往往也与患者成长时期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有关。如果心理干预时间充足的话,我们也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快速帮助患者重塑积极的性格,后续不再那么容易形成心理创伤。

换言之,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单纯的、单一的重大心理创伤,而是创伤事件前后都有叠加性心理创伤。只是有的人累积得多一些、久一些,伴发/共病的症状就更多;有的人少一些,就主要只表现为PTSD。

在上述创伤修复的同时,当患者的病情有明显缓解,我们会开始指导患者快速减药,甚至最后实现撤药。减药过程中患者可能有情绪波动,这往往意味着有更深层次的创伤浮现出来了,我们会继续深入修复、处理。

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有的负性伤害性事件对于很多人来说都算不上大事,也达不到传统的、主流的精神科对于重大创伤的标准,但从症状和心理冲击上说,其就是对患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导致PTSD。

举个例子,我们接诊过一个研究生女孩,从小其接受的性教育就极其保守,她觉得性是肮脏的、不好的。青春期后,她开始萌发性冲动,这本来十分正常,但她全都压抑下去了,并且觉得自己很恶心。

大学四年,她专心读书,从不跟异性来往,也继续压抑自己。到了研究生阶段,爸妈暗示她要处对象了,还给她介绍一个老家的男孩。

她跟男孩通过手机聊得不错,初步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男孩到她读书的城市来看她,她见到真人后有点失望。到了晚上,男孩送她到学校宿舍楼下,并说:“要不要邀请我到你的宿舍参观参观?反正你也说舍友不在”。

到底这个男孩有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可就算是女孩想的那样,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也不至于造成巨大伤害,多半就是发现遇到渣男了,臭骂几句,然后赶紧分手。

可这女孩很快就出现了PTSD症状,反复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严重时甚至对周围失去了意识,突然眼神呆滞,别人说话她都听不见,还会自言自语、对空气发脾气,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后来,她出现了一连串精神心理症状,也没法完成学业了。她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那个男生,一说起那件事就大骂他是“渣男”,非常偏执。

所以,有些负性事件很多人觉得伤害不大,不太在意,但对于某部分人来说“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甚至导致PTSD。为什么会这样?归根到底还是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不同,面对同样事情的感受就会有巨大差异。

这其实涉及到三观的问题。三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但如果非常陈旧落后、不合时宜或走极端的话,就很容易在现实中遭受心理冲击。

而个人的三观又跟父母的三观、家庭教育方式、时代局限性等有很大关系。所以如果父母希望降低孩子罹患PTSD的风险,除了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塑造高逆商以外,还要觉察反省自己的三观是否理性、积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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